在行政法上，行政管理方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其理论价值在于：一是明确了宪法和宪律的区别。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

1988年修宪，土地可以有偿转让和私有经济保障贯彻了党的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作者简介：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如此，体现中国共产党意志的文件具有宪法含义，表明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是在宪法解释过程中必须依循的渊源。结语 党代会之后修宪是严肃的事实，是宪法修改意义上党的文件先行的再现，说明党的主张通过修宪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何谓政治性？一是序言陈述政治事实，二是序言阐述宪法基本原则，三是序言表达执政党的政治意志。其四，执政党确认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xli] 由此，我们可以说，凯尔森的框架理论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仍然具有足够的启发意义。

在此，每个问题都存在唯一正确答案成为一个不能证成的本体论虚构，其特性毋宁是一种要被力求达成之目标。在此种特殊类型即评价开放的语义空间内，立法者的真意毋宁是这样一种期待：法律适用机关在一个框架（法秩序）内理性（换言之，遵守法律论证的规则与形式[lxxvi]）地做出决断。[lxxii]参见前引[65]，阿列克西书，第295页以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出发点不是某种正确的价值，而是（法律论证的）逻辑与（围绕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立法活动与法律适用活动的）经验。

[xciii]参见前引[24]，凯尔森书，第101页。（三）全面审查原则修正的意味 判断余地理论对全面审查原则的修正无疑是成功了，因为德国行政法学通说已经接纳了它。

相应地，行政机关的这种利益权衡就具有司法审查可能性（如何审查另当别论）。如，对我国相关学说影响甚巨的德国学者毛雷尔在论证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受全面司法审查时，进行了如下阐述： 行政虽然是——立法和司法之外的——一种独立国家权力（基本法第20条第2款），但是，它不仅受法律和权利的拘束（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而且——在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受法院的控制（基本法第19条第4款）。[lii]在这一点上，科赫不同于恩吉施。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出现且仅出现于语言规则的尽头（临界案件）。

上位规范调整下位规范的制定行为，如果是纯粹的执行行为，那么它还调整其执行行为。[xliv] 作为以分析为志向的行政法学者，科赫以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为基本立场，可以说有其必然性。选择某一目的实际上是在决定目的之间的位序，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liv]价值概念的描述性意义在其与各个对象的关系中，确立其适用基准。

在语言规则的尽头，行政机关应在法律框架内追加价值判断（履行个别情况考虑义务），来决定是否将该概念适用于个案事实。[lxxxiv]德国《艺术著作权法》（Kunsturhebergesetz)第22条规定：图片的制作和公开展出，必须征得被拍照人（Abgebildete）的同意。

在该意义范围内、在复数解释可能性中选取其一的行为是意志行为，意志行为已经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其逻辑是： 1．中立对象的发现：对几年前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的实名报道（重复报道）属于法条中的新闻时事吗？ 2．价值冲突的析出：将新闻时事适用于该对象则侵害人格权（危及原告的再社会化），反之则侵害新闻自由。

这个认识论问题之所以绕不过去，是因为它关系着法院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全面审查）的正当性。[lxxix]参见前引[70]，阿列克西书，第219页。强调控权的论者会倾向于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在个案中也有唯一正确答案，并据此主张法院应全面审查。这种相对主义立场是否妥当另当别论，重要的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意义范围如何确定？ 关于此点，凯尔森并未提示一种有足够指引性的方法。[xcvii] 无论是哪一种，以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将不确定法律概念确定下来都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甚至可能有违法意。[xi] O.Bachof, Beurteilungsspielraum,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im Verwaltungsrecht, JZ 1955, S.98-102. [xii]参见前引[9]，翁岳生文，第53-73页。

[xxxiii]这一命题呈现于凯尔森的《法与逻辑》中，Hans Kelsen, Recht und Logik, in: Forum 12(1965), S.421-425. [xxxiv]值得注意的是，黄舒芃对凯尔森的不可推断命题采取的是首肯态度。科赫认为，如果与对象无关地，仅仅对不可靠概念本身加以考察，那么它的确只有消极评价的意义。

[xxi]前引[11]，Bachof文，第99页。他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分为规范性概念和事实（描述）性概念，认为在适用规范性概念时，必须在大前提（规范性概念）和小前提（法律效果）之间插入媒介概念（Mittelbegriff）。

第一，侵害人民权利或课予人民负担、限制人民自由的行政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自由裁量行为。就本案而言，《艺术著作权法》第23条第1款为根据规范，如果将之假定为行政法规范的话。

雷磊文，第173页有类似指摘。如果判决、行政行为等个别规范与法律等一般规范之间不存在逻辑推断关系，那么这些机关的意志行为的内容在法学上将失去可批判性。再次，该词还有一个更强烈的意义，指在精神上集中于某事，参与某事。[xxxi] 不过，黄舒芃所表达的更像是一种时代精神，作为制定或解释法律时的前理解的时代精神。

其论旨是，不论是否可得唯一正确答案，全面审查都是基本法所要求的，因而是正当的。[xliii] Hans-Joachim Koch, Seminar: Die juristische Methode in Staatsrecht, Frankfurt am Main,1977,S.39. [xliv]参见［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而像‘好的污水道这类词则可以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但无论如何都依然是评价性的词语。使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法律保护松动和相对化的企图不断膨胀，但是，该条通过明白的措辞和明确的目的而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没有漏洞的、有效的法律保护，这种企图因此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决定必须受法律统制（gesetzesgesteuert）。为了论证某种解释而援引过去或者外国的先例，只能以该先例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理想或不理想为前提，即必须追加价值判断。

质言之，以上命题群所意味的法学思考可以理解为现代哲学思潮经由法理学在部门法学（行政法学）中的折射。第二，为人民设定新的权利及其他授予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除非法律特别赋予人民以要求该利益的权利，否则原则上是自由裁量行为。比如，同样是就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应当对刑法与行政法区别对待？进一步地，是否应当对各个行政法部门或领域(如规制行政与给付行政)乃至各个行政行为类型(如行政处罚与最低生活保障)区别对待？若应当区别对待，那么其价值基础应当置于何处？对这些问题，科赫并未充分地展开思考。[lxx] 实际上，不仅是目的论解释，其他法律解释技术，诸如发生学解释、比较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在阿列克西看来，对于探究法律的真意这个任务而言，都是不奏效或很少奏效，因而需要追加价值判断的。

[xci]参见前引[46]，恩吉施书，第159页。参见前引[62]，阿列克西书，第18页以下。

以此为进阶，科赫对判断余地进行了证立。[xv]参见前引[14]，高橋滋书，第11页。

同时，其分析过程使用了大量的逻辑符号，本文所揭示的只是其中的关键命题。[xvi]而且，全面审查为原则、判断余地为例外这一图式看起来也并未动摇价值导向思考的根本。